南懷瑾先生講解曾國藩筆記《英雄誡子弟》

  因為談到父子之間的教育問題,讓我們看看曾國藩介紹的有關父親教子弟的一則筆記,他搜集得非常好,不需要我們再整理了。他並為這一筆記,安了一個題目叫《英雄誡子弟》,內容是:

  古之英雄,意量恢拓,規模宏遠,而其訓誡子弟,恒有恭、謹、斂、退之象。

  曾國藩說,歷史上的英雄們,思想、意境、度量都特別寬大,就是所謂的「意量恢拓」。我覺得現代的家庭、學校,培養這一代的年輕人,特別需要注意這四個字。現代的青年人,差不多都胸襟狹隘,眼光短淺,薪水兩萬塊一月就可以了,如果能夠賺錢蓋一棟十二層樓,那就更好。他們沒有志在天下,也沒有志在千秋萬世,所以今天的青年,看起來都不可愛。

  曾國藩說,古代的英雄,他們雖然自己有那麼大的器度,那麼高的成就,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,卻都流露出恭謹、謙退的修養。

  於是他列舉出幾位前輩英雄教育子弟的實例來。

  劉先主臨終敕太子曰:「勉之!勉之!勿以惡小而為之,勿以善小而不為。惟賢惟德,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,不足效也。汝與丞相從事,事之如父。」

  劉備病危,在快斷氣的時候,當着諸葛亮告訴他的兒子阿斗——劉禪,「勉之!勉之!勿以惡小而為之,勿以善小而不為。」他說,「你要好好的努力啊!不要因為一件小小的壞事,沒什麼關係就去做;也不要因為一件應該做的好事,是一件小事,而不去做。」這是劉備吩咐兒子的話。

  有些人往往看見一件東西很可愛,譬如上餐廳時,見到桌上一個擱筷子的竹型小陶器,認為這不值幾文錢,沒有多大關係,順手把它帶走,這就不對。他又告訴阿斗:「一個人惟有自己賢,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,你可不要跟我學,我一輩子都不行,我的道德修養還不夠。你跟丞相諸葛亮好好學,你對丞相,要像對我一樣。」所以阿斗稱諸葛亮為尚父,就是義父義子的名分了。

  劉備這幾句話是真心話,也很厲害,好像是一根繩子,他臨死這一下子就把諸葛亮套住了。歷史上還有一段,記載他對兒子說完了以後,對諸葛亮說的一番話,那又更厲害了。他說:「君才十倍曹丕,…若嗣子可輔,輔之;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」意思是說,你的學問能力,比曹操大兒子曹丕高了十倍,你看著辦,我這個孩子,如果能夠幫助他站得起來,你就幫助他;如果你幫助了他,而他仍然站不起來,,那麼你就自己幹吧!劉備這幾句話一出口,諸葛亮立刻跪下去,表明絕無取而代之的意思,自己是「鞠躬盡瘁,死而後已」。也就是說,你放心的去吧,我絕對不會坐這個皇帝位置,而且幹到死為止,決不變心。

  這兩條繩子把諸葛亮一套,他只好六出祁山了。諸葛亮也的確履行了他的諾言,一直做到死為止。

  但話說回來,劉備教他兒子的這段話和他對諸葛亮說的話,也的確都是真話。「人之將死,其言也善」,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兒子是一塊什麼樣的料,也非常清楚諸葛亮是怎樣一個人。古人說的「知子莫若父」,瞭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。有時候家長對子女做的事會處理不當,那是由於他們偏愛、溺愛的結果,父母被自己的偏愛、溺愛心理蒙蔽住了。

  劉備教出來的兒子,也是第一流好手。儘管往昔有許多人,對劉禪責備批評,我認為他應該是第一等聰明人。當諸葛亮死後,他一看輔佐無人,已經不可為了,不如投降到司馬昭那邊,方為上策。當他做了安樂公以後,司馬昭還測驗過他,問他過得怎麼樣,有沒有什麼不順心的地方?他立刻說:「此間樂,不思蜀。」歷史上依據他這句話,批評他沒有出息。事實上,他是第一等的高明。他如果不這樣說,性命都會丟掉,所以劉禪到底是劉備的兒子,真有一套。

  讀歷史,要懂得當時的時代、環境,再設身處地的去思考研究。否則的話,就會被歷史騙過。如果自己執著一種成見去讀歷史,就更容易陷於主觀的錯誤,得不到客觀的事理與真相。

  再從諸葛亮的前、後《出師表》中,也可以看出劉禪的聰明。他玩弄了這位義父,諸葛亮對他毫無辦法。他而且擅於辭令,很會說話,諸葛亮在《出師表》中說他「引喻失義」,沒有理由的事情,在他嘴裡都可以說出一套理由來,用種種的譬喻,來說動人,就像淳于髡想用嫂溺的比喻來說動孟子出來為齊國做事,以拯救天下一樣。阿斗說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,非常好聽,歪理千條,可以把正理唬住。這是諸葛亮最痛心的事。

  讀《出師表》,不要只欣賞它的文學價值,不要只看到諸葛亮的忠誠,這不能算是讀懂了出師表。事實上裡面多是他最痛心的話,諸葛亮等於說,你父親這樣誠懇的把你託付給我,而我也對你付出了這麼多的心血,可是你這個乾兒子,卻是如此的不爭氣,有這麼多毛病。

  再回到曾國藩的《英雄誡子弟》筆記的本文。他第二個引用的是西涼李嵩的訓子故事。

  西涼李嵩,手令戒諸子:以為從政者,當審慎賞罰,勿任愛憎,近忠正,遠佞諛,勿使左右竊弄威福。毀譽之來,當研核真偽。聽訟折獄,必和顏任理,慎勿逆詐億必,輕加聲色,務廣咨詢,勿自專用。吾蒞事五年,雖未能息民,然含垢匿瑕,朝為寇讎,夕委心膂,麤無負於新舊。事任公平,坦然無類,初不容懷有所損益。計近則如不足,經遠乃為有餘。庶亦無愧前人也。

  所謂西涼,時代上是三國之後,吳、蜀、魏相繼滅亡,所謂三國歸於晉,由司馬家立國為晉。西晉、東晉共有兩三百年,天下非常紛亂,成為軍閥割據的局面。此一時期,歷史上稱作「南北朝」,而南方有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等的所謂六朝。

  李嵩便是在西晉與劉(裕)宋之間,在邊區西涼稱王的。

  歷史上描寫他「秉性沉重」,很少說話,看起來很老實,頭腦非常聰明,器度寬大,學通經史,並熟兵法。如果以現代的地域文化觀念來衡量,或許要奇怪,遠在甘肅以外的邊區地方,怎麼會培養出這樣飽學的人才來。要知道,在那個時代,現在文化發達的江蘇、浙江、福建等地,還是沒有完全開發的地區。中國的文化,是由西北發源,經中原而慢慢發展到東南區域來的。所以在那個時候,西北地區的文化水準,還是很高的。

  最初,李嵩是在那裡做地方行政首長。當天下大亂,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的時候,他就自己在西涼稱王了。李嵩下手令告誡他的好幾個兒子當領袖的原則,他在手令中的意思是:

  一個當領導人的人,對於部隊的獎勵或懲罰,要非常小心謹慎。不可以憑自己的好意,對所喜歡的人多給獎金,或升他的官;對所討厭的人,就不重用;這都不是用人之道。要親近忠正的人,疏遠那些唯唯諾諾專拍馬屁的小人。

  不要使左右的人「竊弄威福」--這一點很難做得好,左右的得力幹部,往往在大老闆不知不覺間,掌握了許多的權力。越是精明的領袖,越是容易被左右的大臣專權玩弄,這是作領導人要特別注意的。

  對於毀譽的處理態度,對於別人批評自己的話,聽到時要能做到聽見如同不曾聽見一樣,但並不是糊塗,而是情緒不受影響;對於批評的話,是真是假,有理無理,要心裡明白。至於恭維的話,差不多都靠不住的,所以毀譽之來,不要輕易受影響,應該自我反省,了解這些批評或恭維,究竟是真是假。至於聽到對其他人的批評或讚許,同樣要留心,究竟是真的還是別有用意。

  但有時候,甲乙兩人,本來意見不合,而丙對甲說,「乙某說你很好」,這句話雖然是假的,卻可以促進他們之間的和睦,是善意的妄語。反過來,如果老老實實的說「乙某對你有意見」,那事情的發展,可就會更壞了。

  擴而大之,在處理人事是非的爭執之間,在聽取部下雙方或多方不同意見時,如總務說非要增加某一設施不可,而會計說沒有預算一定不給辦。這和打官司一樣,各有各的理由。身為領導人的,聽了雙方的意見,到底該辦不該辦,就非做判斷,下決定不可。這時,一定要和顏悅色的來處理這件事。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瞞下,或者犯了什麼嚴重的過失,必須加以處分,但在言辭態度上要儘量和藹懇切,使對方知道懺悔、改過。

  甚而聽了假話,雖然明知道是假話,也要注意聽取,也許其中一兩句是真話,同時假話也會反映出真相來。假話如有矛盾,更是找尋真相的線索。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見,認為說話的人是壞蛋,非判他死刑不可,這就容易冤枉了人。更進一步,能讓人儘量說出他想說的話來。問話聽話時,還要態度輕鬆,聲音溫和,每件事務必聽取多方面的意見、正反不同的意見,千萬不可自認絕頂聰明而獨斷獨行,自己想到怎樣幹就一意孤行的幹了,那就不得了。

  他繼續告訴他的兒子說,他蒞事五年——實際上他的從政經驗,當然不止五年,這是以他自己掛起招牌稱王計算的年歲——雖然沒有做到使老百姓絕對平安,但「含垢匿瑕」。一個做領導的人,首先就必須做到「含垢」,對於一些髒的事情,不但要包容,甚至有時要去挑起來,有時還是冤枉替別人挑的。尤其要替部下挑許多擔子,部下錯了,寧可讓人責備自己。為了培植部下,愛護部下的才具,給他再有努力的機會,領導人就要「含垢」。這種修養可真不容易,誰都愛臉上有光彩,含垢則是將灰泥抹到自己的臉上,這就要氣度恢弘,才能做到。

  「匿瑕」,是須包容部下的缺點。天下人誰都有缺點,做領導人的,必要包容部下的缺點。如人人求全,則將無人可用。

  由於李嵩有上述的種種優點,所以他能做到「朝為寇讎,夕委心膂」,這種本事實在難得了。儘管早上還是他的死對頭,但是在李嵩道德的感化下,到了下午就成為知心的好朋友,什麼都可以坦誠相告。李嵩待人,就有這樣的本領,而且不是故意做作,是自然流露,以誠待人,不論新舊,一律公平,坦然無任何區別,既不偏袒,也不會對某方面有所屈抑。

  最後他告誡子弟,寬厚處世,在當時看來,好像沒什麼出息,顯不出作用;但是長遠下去,一定會得到好處。也就是凡事不要計較目前,眼光、胸襟要放遠大,學我這樣的處世道理去做,將來或許可以接我的位子,也才不至於愧對歷史上的先賢了。

 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八州造軍事

  曾國藩所引用的第三個例子是宋文帝。前面說過,這個宋,不是唐以後趙匡胤所建立的趙宋,而是南北朝時代的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等六朝中,劉裕所建立的「劉宋」。

  在那時,佛教已經傳入中國,而且很盛行。劉裕出生以後,父母怕他長不大,送他到廟子,請一位比丘尼撫養,所以他的小名叫「寄奴」,也叫「佛奴」,後來當了皇帝。他死後,繼承他王位的是宋文帝,在當時宋的版圖,為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。

  宋文帝封他的弟弟義恭為江夏王,就是現代湖北、湖南等地,兼領荊、湘等八州的都督,掌握了這些地方的兵權。等於現代南方的總督,長江兩岸幾省的軍政大權,都在他弟弟的掌握中。

  為書誡之曰:天下艱難,國家事重,雖曰守成,實亦未易,隆替安危,在吾營耳!豈可不感尋工業,大俱負荷!

  宋文帝寫信告誡這位親弟弟:天下的大事多麼艱難,國家的責任又多麼的重。我們這個天下,是父親從艱危中打出來的,我們不過是守現成;可是守現成和創業一樣,也是不容易的。將來到底是興隆或衰敗,安穩鞏固或危險,都在我們兄弟的做為上去決定。你要特別注意體認到,父親留下來的責任如此之重,我們隨時都要有戒慎恐懼的心理,努力去做。

  汝性褊急,誌之所滯,其欲必行;意所不存,從物回改,此最弊事!宜念我抑。

  他又進一步訓他的弟弟說:

  你的胸襟太狹窄了,性子又急躁,想要做一件事的話,不管有些什麼困難,不管行得通行不通,非做到不可。結果做到一半,意興闌珊,不想做了,於是又改變計劃。這是最要不得的,對於這種個性你一定要設法控制。

  衛青遇士大夫以禮,與小人有恩。

  他又引用歷史上的大人物,給弟弟做榜樣。他說:

  漢代的衛青,雖然是一位大英雄,身為大元帥,但是他有兩個長處,一個是對於知識份子,非常有禮貌,肯向人請教。其次,對於低階層的人也非常體恤、照顧。

  西門安於矯性齊美。

  這裡所引用的西門;因為沒有名字,不易考證,在戰國時有一名臣西門豹,大概是指西門豹在治西河的故事。原來在黃河口的人有一種迷信,每年要以一對童男童女,丟到河裡去祭河神,經過西門豹設法,才糾正過來的。但是他的個性,有些矯枉過正,遇事要做得漂亮,顯示給人看,這就是矯情,並不好。

  關羽、張飛,任偏同弊。

  他再舉關羽、張飛兩個名將,說他們兩人,同樣是任性褊見,不聽別人的意見,要別人都聽他的意見去做。所以後果都不好。

  行已舉事,深宜鑒此!苦事異今日,嗣子幼蒙,司徒當周公之事,汝不可不盡撫順之理。爾時天下安危,決汝二人耳!

  他舉了這幾個實例後,告訴江夏王,在個人修養以及處理事務上,要以歷史上這些人物的優點和缺點,做為借鏡。

  他最後舉出周公的例子,這是皇帝的手段來了。劉裕的這個兒子,到底不錯,所以他死後歷史上對他的評價,給他一個「文帝」的諡號。要在政治上有相當成就,學問、修養、為人都不錯,才夠得上「文帝」的美稱。有文帝諡號的皇帝,說得好聽是很聰明,反面的看法,也可說是蠻有手段的。

  他說,假如有一天,情勢有了變化,我不幸死了,接帝位的是我的長子,也是你的侄子。但是這孩子年齡還小,什麼事都還不懂。到了那個時候,你以司徒——漢代太師的身份,去輔助他,就得要像周公輔助周成王一樣,凡事依師道、並盡臣道的加以輔助。

  這是他對江夏王的警告。在古代皇帝死了,由長子繼位,如果長子年幼,就要靠叔父來輔助。但有的叔父,就乘這個機會,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。歷史上這種例子是很多的。所以宋文帝就在這裡預先放下這一顆棋子,希望他弟弟不要將來跋扈僭替。因此說,到了那樣的時候,劉宋的天下,是安是危,能不能夠延續下去,就要看你們叔侄兩個人的了。

  宋文帝這許多話,等於警告江夏王說,我現在還在觀察你,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,再過幾個月,我就要你下來了。下面是兄弟之間說私話了,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勸告。

  汝一月自用錢,不可過三十萬。若能省此益美。西楚府舍,略所請究,計當不須改作,目求新異。

  他說,你每個月用的錢,不要超過三十萬,政府的預算,雖給了你這麼多,假如你能省下一些來更好。你省下的錢,可以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,做些有益的事。至於你住的房子,已經夠漂亮,也夠用了,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,翻新花樣了。

  雖然,這只是兄弟之間的家信,談私生活,表面上好像是閒話家常,而所談的都是事實。可見,在政治上,皇帝仍有許多情報,他對弟弟的勸勉,都是根據情報,針對事實而言的。

  凡訊獄多決,當時難可逆慮,此實為難。至訊日,虛懷博盡,慎無以喜怒加人!能擇善者而從之,美自歸已;不可專意自決,以矜獨斷之明也。

  接著,他又告訴江夏王說,處理司法案件時,往往會碰到一些疑難重重的案子,實在難以判決。這時候就要格外注意了,開庭的時候一定要心平氣和的多聽,千萬不可以先入為主,認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;更不可以嫌煩,動了意氣而草草斷案。

  而且不僅是司法的審判,擴而充之,在行政的處理方面,開會聽取報告的時候,心裡都不可先有成見,讓別人儘量說出他們的意見,要採納大家的意見,集思廣益。當然也不可以憑自己的情緒下決定,不高興的時候就殺人,高興的時候就赦免人。

  對於他人好的意見,好的主張,好的計劃,你就應該依照著去做,放棄自己原來並不成熟的構想。這樣一來,成功的美譽,自然也會同時落到自己的身上來。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,只照自己的意思做,不聽取他人的意見,而自滿自誇,認為自己有獨到的見解,比他人高明。這樣不但遮斷言路,人家也要罵你獨裁了。

  名器深宜慎惜,不可妄以假人,昵近爵賜,尤應裁量。

  國家的官位,不可以隨便拿來做人情。越是親近你的人,獎賞起來,越是要慎重的考慮。

  古代常見有這種以國家官位做人情的事,這是不可以的。現在民主時代,也是一樣。一個人如果當選以後,要兒子來當秘書,助選有功的人當科長,這都是不應該的。官位是國家的名器,不是私人口袋裡的紅包,所以是不可以送人的。為了自己將來做出好政績來,也該選賢與能,適才適用。

  吾於左右,雖為少恩,如聞外論,不以為非也。

  宋文帝更以他自己為例說,我對於左右的人,較少給他們恩惠,而外面也這樣批評我,我都聽到了。但我以為並沒有錯。因為我對身邊的人,和不在身邊的人,要一視同仁,不應該因為他們在我身邊就常給他們賞賜。

  以貴淩物,物不服;以威加人,人不厭。此易達事耳。

  接著,他又說出一番道理,也就是他當皇帝的祕訣,雖然不是什麼傳統的大道理,可也算是一種道理。因為在南北朝當時,社會非常紊亂,為政就不得不嚴謹,所以他對當時的那種情境,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學。

  他的理論是,不可以自己的高貴去欺壓別人,但是不能沒有威嚴,不可隨便,這是很容易懂的事,你應該知道的。

  聲樂嬉遊,不宜令過。蒱酒漁獵,一切勿為;供用奉身,皆有節度。奇服異器,不宜興長。

  隨後他又在私生活上,規勸說:

  為了不隨便,所以對於聲色娛樂等事——相當於現代的唱歌、跳舞等等,偶而消遣消遣可以,但是不能太過分。至於賭博、酗酒、打獵、釣魚這些事,你一個身居王位的人,是不可以玩的。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,也要有一定的限度,不要奢侈浪費,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樣。至於穿奇裝異服,收集珍奇的古玩,這類萎靡心志的習氣,都不要讓它養成。

  又宜數引見佐史,相見不數,則彼我不親。不親,無因得盡人情;人情不盡,復何由知眾事也。

 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,約他們吃便飯,聊聊天,而且要「數見」,就是多接見,否則便與部下的距離越來越遠;與部下遠了就無法知道下面與外面的情形,情況不明瞭,政事就無法處理妥善。

  數君者,皆雄才大略,有經營四海之誌,而其教誡子弟,則約旨卑思,斂抑已甚。

  曾國藩引用了這些人的故事以後,提出自己的意見告誡他的子弟說,像劉備、李嵩、宋文帝他們,都是雄才大略,有經營四海,統一天下的大志的人。而他們在教育子弟的時候,卻都從最基本的作人處世上說起,謹言謹行,充分流露出謙沖的德性。

  伏波將軍馬援,亦曠代英傑。而其誡兄子書曰:"吾欲汝曹聞人過失,如聞父母之名。耳可得聞,口不可得言也。

  又像漢代的伏波將軍馬援,奉命平交趾——就在越南北部一帶,當他平亂的時候,寫信回來訓誡他兩個侄子馬嚴、馬敦,他的信上說:我希望你們兩兄弟,在聽到別人有什麼過錯的時候,要像聽到人家說你們父母的名字一樣,只可以聽,而不可以從你們口裡說出來。這個道理,在西方文化裡是沒有的,外國人聽了,會不知所以然,甚至一些在美國長大的年輕華人,也不會懂得,即使懂了也不習慣做。外國人對自己的父母,是面對面地「約翰!瑪莉!」直呼其名的。我國文化最重孝道,對父母應有恭敬之心。在禮儀上,面對父母,只能口稱「爸爸」或「媽媽」;再恭敬一點,還要加上一句「您老人家」;親熱一點,則叫「爸!」或「媽!」;即使父母死了,也只能稱「先父」、「先母」;絕對不可以在任何場合,直呼父母的名諱。否則的話,就犯了嚴重的錯誤,是為不孝,小則被人批駁、輕視,更嚴重的,甚至影響事業前途,無人敢與交往了。所以馬援教訓侄子們,不可去傳播別人的過失,引用這個比喻,是非常之嚴重的。

  好議論人長短,妄是非政法,此吾所大惡也,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!

  他又說:喜歡評論別人的好處壞處,隨意批評國家的法令與行政,這是我最不喜歡的;我寧願死,也不願意我馬家的子孫,有這樣的行為。但是你們兩兄弟,卻犯了這個毛病,這是我最不喜歡的。現在,我雖然遠在外地,但卻記掛著你們,所以又寫信回來,對你們說這些話。我並不是囉嗦,而是你們都已經長大了,又不在我的身邊,該是自主的時候了。我只是像對出嫁女兒繫上佩帶,掛上香囊時的叮嚀一樣,再一次將父執的教訓詳細告訴你們,希望你們終此一生都不要忘記。

  龍伯高敦厚周慎,口無擇言,謙約節儉,廉公有威。吾愛之重之!願汝曹效之!

  於是,他舉出近在京兆的兩個名人來做實例說:

  就像現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長龍述(字伯高。據說馬援的這封信,後來被光武帝劉秀看到,就升龍述當了零陵的太守。)對人敦行厚道,對於處事周密謹慎,從來不說誰對或誰不對,意思是不胡說亂道;立身恭順,自己知所約束,生活節制而儉樸,清廉公正並有威嚴。我非常喜歡他,敬重他,希望你們能以他為榜樣。

  杜季良豪俠好義,憂人之憂,樂人之樂,父喪致客,數郡畢至。吾愛之重之!不願汝曹效也!

  另外一個人的作風又是一型,那是越騎校尉杜季良,他豪情俠骨,急公好義,為人家的憂患而憂愁,因人家高興之事而快樂;無論是好人或壞人,他都交往做朋友。當他父親去世的時候,遠近好幾郡的人都來弔喪,這個人我也很喜歡、很敬重,但是卻並不希望你們學他的樣子。

  效伯高不得,猶為謹敕之士,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。效率良不得,陷為天下輕薄子,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。

  兩個人同樣都是我所敬愛尊重的,為什麼我希望你們學這一個而不學另一個呢?因為學龍伯高這種修養,縱然學不到和他一樣,也錯不到哪裡去。而學杜季良就不同了,因為學杜季良的作風,必需具備許多條件:要有財富,又要有武功,或者勉強可以學他;更重要的,要恰到好處,把握得住,不偏倚,也不過分。因為稍一不對,就會出大毛病。

  打個比方,如果學龍伯高,就像是學雕刻家,雕刻一隻在雲霄的天鵝,縱然雕不好,也還可以像一隻野鴨子;而學杜季良學不好的話,那就好比畫虎不成反類犬了。

  此亦謙謹自將,斂其高遠之懷,即於卑選之道。蓋不如是,則不足以自致於久大。藏之不密,則放之不準。蘇軾詩:「始知真放本精微。」即此義也。

  而且杜季良將來的下場會如何,現在還不知道哩。就目前的情形,有些地方的軍官們,都不喜歡他,常常初到不久,就有咬牙切齒恨他的樣子,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徑,當作談話資料。我雖敬重他,也同時為他捏把冷汗,後來果然有人在漢光武帝面前打報告,說他行為浮滑輕薄,擾亂社會秩序,妖言惑眾,而丟了官。也許馬援這封信,說過敬重他的話,無形中也幫了他的忙。否則這樣的罪名,連腦袋也可能丟掉的,所以馬援不願他的子孫們學他。

  曾國藩最後的結論說,這位馬援大將軍也是謙虛的約束住自己,把高遠的志向蘊藏含蓄在內心之中,而從日常言行上修養。因為不這樣,就不足以成大事。蘇軾的詩「始知真放在精微」,就是這個意思。

  (節自南懷瑾先生《孟子與離婁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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